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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峰:碳中和的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 | 谈碳

2022-11-23 15:31:36 来源:36氪

「谈碳」, 36碳围绕“双碳与ESG”议题推出的专访栏目,我们会寻找业内大公司“双碳业务”的关键角色、明星企业 CEO、学界产业代表等人物,针对碳中和战略、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等话题,进行一场深谈。

以下是谈碳第十四期,36碳专访了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李俊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国“双碳”战略提出已有两年。从政策走向产业落地,再到投资,我们该如何看待“碳中和”,又如何让两者结合,发挥最大的价值?李俊峰于能源行业深耕40年,曾任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见证了我国能源与气候政策演变的全过程。2021年,李俊峰加入红杉中国,任投资合伙人,关注能源领域的创新。

近期,他与36碳分享了所思所想。

作者 | 邓咏仪

编辑 | 苏建勋

“全球风电大发展,最终还是要看中国市场。”

18年前,时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的李俊峰,在《风力-12在中国》一书中写下了这句话。

当时,国内风电市场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2007年前,外资占据中国风电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如今的新能源企业龙头们——金风科技当时才刚成立不久;远景能源在2007年才刚刚成立。

但如今,形势早已调转多年。凭借中国在风能和光伏方面的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建设上的努力,中国企业早已掌握了国内市场的主动权,成为国际市场的翘楚,并带动全球风能和光伏产业取得显著增长。

李俊峰见证了中国气候政策和新能源产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1982年毕业后,李俊峰被分配到国家能源委员会下属的能源研究所(现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他在这里一做就是30年。

李俊峰作为主要作者,参与了IPCC第一至第四次的评估报告的编写,也参加了2004年的波恩、北京、德里、华盛顿、开普敦等一系列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参与了推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成立的进程,也以主要起草者的身份,推动了国内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的出台。

深耕能源行业40年后,李俊峰从政策、行业研究,转向投资领域。在卸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后,2021年,李俊峰加入红杉中国任投资合伙人。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 李俊峰

“加入红杉,我希望为能源转型发挥一点余热,这其实也是一个试验。”李俊峰对36碳表示,“在碳中和进程里,企业是连接政策和市场的重要桥梁,而金融在推动企业转型方面,又是至关重要的。”

在红杉中国,李俊峰关注新能源领域的一切创新,覆盖新能源生产、存储、运输等等的所有环节。这些都是基于基础设施层面的创新,这和传统的科技创新完全不一样,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

碳中和的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过程,技术发展才能让我国能源结构真正改变。”这也是李俊峰一直以来的坚定观点。

未来,如何才能让双碳领域的创新发展有最佳的发展土壤?

从产业链上,首先需要创造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对于今年市场上光伏、风电产业原料的价格震荡问题,李俊峰认为,中央提出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要与新能源的稳定安全可靠的供应相适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能源转型要循序渐进,转型中要注意安全。

“中国是一个大国,能源消费体量大,不可能速度太快,只能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改变,不能跑得太快了,会摔跟头;但也不能裹足不前,要把握一个度。”李俊峰认为,能源转型过程中不破不立,“先立后破”和“破立并举”都十分重要。

以下对李俊峰与36碳对话,经36碳编辑整理:

一、“双碳”战略提出两年后

36碳:2022年也快结束了,如果请您用一个词/一句话概括今年的能源行业,您会如何描述?

李俊峰:一个字就是稳,一个词就是稳中向好,一句话就是循序渐进和有条不紊地推动能源转型。从“双碳”目标的提出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经过两年多的探索、纠偏,做了很多工作,能源转型呈现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

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非化石能源在稳步增长。比如2020年以前,全国的年均风光装机容量一直低于1亿千瓦,2020年开始,连续两年超过1亿千瓦时,2022 年也会1亿千瓦,核电的发展也在稳步提速。

其次是,化石能源托底保障的服务意识也在加强,增加煤炭产能,油气增产上产,增加供应的韧性,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逐步过渡大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既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又鼓励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避免了碳排放的攀高峰。

36碳:目标和规划的颗粒度,现在会详细到什么程度?

李俊峰:大体上,大家做规划时,要算三笔账:新增能源需求大约是多少、新增的新能源有多少。新增能源现在由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共同满足,但是要求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再过渡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这样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碳达峰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会过渡到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存量替代。只要开始存量替代,就有了稳中有降的可能。做到规模化替代之后,碳中和就有了希望。这些都是新型能源体系规划与建设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说,能源供应一定要稳定和安全,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和建设,就是要做好新旧能源接续的衔接。

36碳:在实现“碳中和”这件事上,从以前各说各话,到如今齐心协力,您觉得变化动力来自哪里?

李俊峰:过去关注可再生能源的是少数企业,但几乎是现在所有的企业都在关注。比如,发电侧的五大四小(五大发电集团,及四个较小电力公司),都得要关注风光、核能,一方面要关注自己的新能源的发展,也要关注自己的煤电设施安全等问题。

由于碳中和的提出,他们都要算清楚账,他们现在能减多少,未来能减多少?为了减碳,新能源要发展多少?这不光是国家在着急了,企业也要做自己的工作。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中央、地方、企业三方的积极性都起来,才比较好推进。过去新能源靠补贴,只有企业一个积极性。现在要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的积极性,有效地统一和协调。

36碳:您认为,进入下一个阶段,我国要做好碳中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李俊峰: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双碳的进程,防止一刀切。

对于长远的规划,中央已经定下了“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并稳中有降,努力争取2060年前碳中和,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80%以上)。现在我们是要重点解决十四五和十五五的紧迫问题,也是努力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稳中有降。

大家需要有一个共识,煤炭消费的增速减不下来,就达不了峰,煤炭消费量总量减不下来,就不可能实现稳中有降,我国煤炭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部能源排放的80%,大头降不下来,是达不了峰的,这是我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但是煤炭的增速下降和总量减少,都要求新能源有效供应来保障,只有新能源供应稳定的增加了,煤炭的消费才能减下来,这就是先立后破和破立并举。

二十大这次也明确提出2035年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其中有一条非常明确,就是生态环境质量有根本性的好转和碳达峰后稳中有降。

36碳:怎么定义“根本性的好转”?

李俊峰:过去一段时间,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可以说是效果不错。但是还不能满足基本现代化国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还必须有根本性的好转。

比如pm 2.5指标,发展中国家最低要求是每立方米35微克,但发达国家,如美国是10微克,日本低于10微克,欧盟是20微克。届时中国的pm2.5指标是多少,即使做不到10微克,至少要有20微克。

如今有一些城市已经按照发达国家城市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比如广东,深圳就提出了20微克,这就是根本性的好转。

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央已经把能源工作放在“绿色发展”这个部分来讲。原来中央提的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现在把降碳放在第一位,变成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降碳成为首要任务,这就是能源发展转型的基本任务。

二、拥抱全球碳中和大潮

36碳:如今我国能源结构里,煤炭还是占大头。而去年缺煤限电的情况让很多人对“减炭”的态度更为保守。现在有无可能以技术手段降低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如脱硫脱硝,而非直接取代?

李俊峰:脱硫脱硝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脱碳是很难做的,现在没有有效的技术,即使有这样的技术,成本也非常高。如果参考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基本上是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还有其他的技术手段,比如CCUS(碳捕获封存和利用)可以作为一种补充。但CCUS目前在示范研究和示范阶段,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现在还不能指望CCUS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现在中央说得非常清楚:化石能源有序退出和新能源的有效稳定供应增加相适应。化石能源的“退出”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也有明确的信号,2030年要到25%,2060年到80%以上。

当然,人们也在积极地研发利用绿色电力,人工合成化石燃料,但是这种化石燃料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6碳:对去年煤炭紧缺限电,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在能源转型时期,我们如何平衡做碳中和的成本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会是个两难问题吗?

李俊峰:这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如果按照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完全用非化石能源来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现在还做不到,这是达峰阶段的必然现象。在达峰之前,新增能源部分由化石能源来满足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达峰之后,新增的能源消费必须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即使如此,化石能源的消费量还很大,40多亿吨煤炭、7亿多吨石油、40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的难度仍然很大,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弦一刻都不能松。

在一定的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可以有所增长,但是不能过快增长,不能给以后的碳中和制造困难,也就是严格控制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推动尽早达峰。

达峰之后,就要推动化石能源消费的存量替代,实现稳中有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就必须大幅度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形成对化石能源的大量替代。这些既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又不能一蹴而就。

能源转型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在某种意义上,碳达峰是攻坚战,碳中和是持久战。

36碳:今年的光伏还有风电,都经历一些震荡——比如价格波动剧烈,上下游发展并不协调。现在的行业里,还有什么样的迷思应该要破除?

李俊峰:这些问题不要过分解读,这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如何让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和新能源稳定可靠的供应相适应。也就是解决好快速可靠的“立”的问题。

当然,新能源发展的内部也要协调。具体到产业上,新能源的增长速度,在各个产业链环节上也要协调和适应。比方说,光伏电池组件的增速快于电池片的增速,导致硅片和多晶硅供应紧张,某些环节上价格上涨过快是正常现象,需要协调发展。

协调好整个行业发展,需要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这就是做好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和建设的必要性。

36碳:如果参考国外的新能源发展路径,您认为我国走的道路,有什么不同?光伏、风电等我们发展得比较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道路可以复用到其他行业中吗?

李俊峰:我们把它归纳为目标导向、政策推动、市场拉动三个方面。

要做得好,首先就要明确它的目标、战略地位,要出师有名。

能源革命的目标就是逐步取代化石能源。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就提出要逐步告别化石能源,虽然当时没叫碳中和,而是用一个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不超过450ppm,有了这样一个目标,全球范围内才开始了能源革命和能源转型,才循序渐进地推进能源革命,或者叫能源转型。

再之后,才能逐步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能源产业及其相应的产业链,努力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扩大应用。

中国政府在2005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就这样明确了目标,要求政府制定总量目标。

同时,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上,可以选择通过补贴的方式来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的目的并不是为补贴而补贴,而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会反过来再推动规模的发展。

36碳:您在能源行业数十年,经历过全球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国外常说的“ESG”,和如今常说的“碳中和”,两者有何交叉之处?

李俊峰:首先,从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看,“可持续发展”是在70年代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要解决的是资源依赖和技术依赖的发展转型问题。

这个观点来自一本重要的书籍《增长的极限》。过去的工业文明是靠资源的推动,但是资源的特点是不可再生的,而且资源的特点有有无之分,和努力无关。

而技术推动型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是技术。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叠加的和积累的,永远不会退步。发展内容可以不断更新,成本不断地下降。

技术支持的发展的模式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发展是可持续的。技术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只要努力了,落后的可以成为先进的,不努力,先进的也可以成为落后的。

在长达50多年的发展转型过程中,全球已经就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形成了共识。

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的“能源独立”,还是1992年气候变化公约,再到2000年后大家说的“碳中和”理念,都是一以贯之的。

但不同在于, “碳中和”是全球通用的目标,所有的国家都要落实,而ESG是企业自我约束的道德标准,它不是一个行政标准,也不是一个法律标准。

全球设立碳中和目标会有确定的考核标准——就像上学,没考到60分就不能毕业。因此碳中和也有不同阶段的目标,全球的目标是2025年碳达峰,2050或者2070实现碳中和。

但ESG是企业的标准,要求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概念非常宽泛,很难量化。

ESG对政府实现碳中和等各种政策和目标来说,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企业能不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既是履行环境责任,也是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36碳:在“双碳”领域,金融会对产业带来哪些具体帮助?

金融在推动企业转型方面至关重要。金融有几个属性,一是投资属性,帮助实体企业发展。

二是推动企业转型。即使政府没有对ESG企业设立指标,金融企业可以用ESG的要求自己,要求自己的被投企业用ESG来完善自己。如果是ESG做得好的企业,能够优先得到资金和贷款支持,这对于企业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标签: 可再生能源 循序渐进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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